“人類無法棄核，發展核能既是戰略必爭，又是百年大計。”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6月5日舉行的第139場中國工程科技論壇上提出這一觀點后，立即得到與會人員的高度贊同。
就在前不久，《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“十二五”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》（下稱“規劃”）與《關于全國民用核設施綜合安全檢查情況的報告》獲得國務院常務會議的原則通過。
這對我國核電發展來說是個重大利好消息。不過，中國工程院院士潘自強指出，福島核事故的教訓應被深入研究和吸取，核電的安全水平應進一步提升。核電的再發展將更趨理性。
重啟成必然
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后，關于核安全的爭論和質疑持續不斷，德國、瑞士等國甚至宣布棄核。中國也于事故之后啟動了核設施的全面檢查，并暫停審批核項目。
不過，在對核電安全性進行重新評估之后，多國的調查結果皆顯示，福島事故這樣的事件不可能再次發生，因而，最終確認可以繼續發展核電。
“目前世界核能發展的基本格局仍是穩定的。” 杜祥琬說，“裂變核電站可以保證安全，核裂變能是可駕馭、可控制的。”
杜祥琬介紹，截至2010年底，全球共有441座運行的核裂變反應堆，總裝機容量3.75億千瓦，年發電量占全球電力的15%。
而我國目前已運行的核電機組為15臺，裝機容量1257萬千瓦，至今保持著良好的安全記錄。我國核電站具備對嚴重事故的預防和緩解能力。
前些時候，杜祥琬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辦的“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”上也曾經表示，核電在戰略上具有競爭力，根本原因在于它有不可替代的優點：其一，具有高能量密度；其二，輸出功率穩定高效；其三，具有清潔、低碳、環境友好的特性。
“核事故是可分析、可認識的，而且每次核事故都帶來了核安全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，馴服核能必然是一個在實踐中不斷總結、提高、改進的過程。”杜祥琬在該論壇上指出，“人類既然認識到核能的巨大潛力和價值，就不可能把它鎖在抽屜里，關在籠子里。”
“福島事故改變不了‘核能是安全、環境友好能源’的基本結論。”潘自強也如是表示。
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認為，我國核電站總發電量的比例不足2%，只有以一定比例和規模發展才能滿足未來能源發展和減排的需要。在加強管理和提高技術的基礎上，每年裝備5～6臺核電機組是完全可能的。
發展應趨理性
新一輪核電發展顯然已勢不可擋，不過院士專家們都強調發展必須理性。
潘自強在談及福島事故的主要原因時介紹，極端外部事件不夠保守，應對外部事件的工程搶險措施不夠，對極端自燃事故考慮不足，場內應急相對薄弱，防治放射性廢水產生和處理廢水的設施缺乏，監管機構獨立性不夠，安全責任不夠明確等，是福島事故釀成惡果的根源所在。
“核電要可持續發展，必須消除放射性大規模釋放，同時加強放射性廢物的處理處置，減小公眾后顧之憂。”潘自強認為。
據悉，目前我國在建核電站26臺機組，裝機2884萬千瓦。而已批準尚未開工的還有5臺機組，裝機422萬千瓦，計劃擬建16臺機組，總容量1850千瓦。
清華大學教授何建坤認為，“新建核電站要實行國際上最嚴格的核安全標準，并增強預防和緩解核安全事故的能力”。
例如，我國新建核電站應提高應對長時間全場斷電的能力、完善安全殼內氫氣措施，提升應對超設計基準外部災害的能力，以進一步加強和提升我國核電站的安全水平。
此外，何建坤還建議，應建立完善的民用核安全設備標準體系，設立實體化、獨立的國家核安全監管機構，建立專業化核事故應急救援隊伍。
中核集團地質研究院總工程師王駒則指出，發展核能還亟須做好高水平放射性廢物（簡稱高放廢物）的安全處置工作。
王駒介紹，目前，如何選擇符合條件的場址，如何設計建造、運行、關閉處置庫，如何評價在1萬年至百萬年尺度下處置系統的安全性能，如何使公眾相信高放廢物能夠被安全處置，依然是核能發展面臨的工程技術難題和社會學難題。
杜祥琬則在前述“中國科學和人文論壇”上總結了我國核電發展面臨的挑戰：“基礎研究比較薄弱，技術儲備不足，很多裝置都是引進的，現在仍在努力國產化過程中。而且，我國對核電長遠發展目標和路線圖的論證還不夠深入，全產業鏈各個環節的發展還沒有協調配套，核能發展的法制建設和管理體制還有待改進完善。”
他直言中國未來的核能規模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，因此，“必須建立在最先進而又可靠的科學技術基礎之上”。
“我國在堅定發展核能的同時，需要強化風險意識，努力夯實各方面的基礎，有一個百年大計、穩扎穩打的心態和安排。”杜祥琬說。
出處：《 www.025ss.cn 》 日期： 2012/6/8
